温州商人的信仰与信用

2011年的一篇旧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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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信仰传统的温州商人们厌倦了艰难的实业经营,着迷于金融游戏,他们中的一些人相信,席卷该城的信贷危机,也是一次信仰危机。

打工求稳定,在日渐竞争残酷的市场环境下创业风险大,自己要定位好自己,想清楚,定计划,激发自身优势到极致,玩命干到底吧!

温州的冬天在连续几天中雨后降临,寒意侵入骨髓。

发现很多朋友创业的心里很矛盾,既有创业单干的激情,同时又有担心失败后悲惨的命运!  所以很多朋友思考了很长时间,最后还是决定等等再看,一月过了一月,一年过了又一年,岁月流逝,光阴不再,沉浸在打工的生涯中难以自拔,结婚供房,身上的经济枷锁日益沉重,无力再搏,最后只好认命,打工一辈子。

11月8日,在一场20多人的温州商人晚间聚会上,一位海外学者正在为他们讲解欧美经济形势。能够参加这场聚会的商人都还没有被卷入正在这场城市里蔓延的借贷危机,他们的车牌还不会被债权人牢记而面临跟踪。

中国温州人号称中国最富有的人群,我认识好几个温州的年轻朋友,在她们还在上大学时,理念就与众不同,最喜欢挂在嘴边的话就是:“宁愿睡地板,也要做老板”或者“宁愿做生意一个月只赚800元,不愿打工一月赚2000元”。

临到聚会结束,这位学者给在场众人的建议是:“尽快清理个人债务”以及“享受家庭之乐,非物质的享受将更重要”。

这些原则就是一些理念,这种理念与其他众多地方的思维理念有很大差别的,即便现在有类似的选择,我估计很多朋友恰恰与他们的选择相反。

从上个世纪80年代开始,温州和世界的距离就日益拉近—迄今为止,温州每年向全世界出口近8亿双鞋、1.6亿只打火机……这些商品的大部分订单来自欧美和日本,还有将近60万温州人在海外做生意。参与此次聚会的商人们生产的产品,比如,鞋、工业仪表、低压电器的很多订单也都来自欧洲和美国。一位商人说,他的同乡在欧洲开超市,最近几乎所有商品都滞销,唯一需求很大的是储蓄罐—连生活在高福利社会、优哉游哉的欧洲人也开始存零用钱了,他们对温州制造还有以往那样旺盛的需求吗?

但是这种理念却是很先进的,正是这样的理念使得温州人与众不同,成为中国最富有的人群。

这位学者专攻神学,经济危机引发了他的好奇,所以略做了些研究,并顺道来温州看看。

“思路决定出路”!!!

“这场危机就是《启示录》里提到的黑马。”这位神学家对在场的商人们说。在圣经中,黑马象征着贫穷和缺乏。

浙江人中出了一个经济学家,很了不起,他总结了浙江人的工作哲学:“宁做创业狼,不做打工狗”,当然这话说的很极端,很多打工的朋友都不乐意听,但是我们仔细想想,这位老兄的话还真有点道理呢。

团契

狼为了寻求自由,宁愿独立人格,自由思想,天天奔跑在大草原上,肆意的猎杀牛羊,尽可能的享受大自然提供的一切美味,吃饱后就躺在草地上,什么都不想,享受阳光和自由的空气,他们是草原的主宰,他们有的是尊严。

聚会中,钱月珍的名字不断被提到。温州市金泓信用担保有限公司董事长钱月珍和她的女儿徐密从9月20日左右已经人间蒸发。知情者说,钱月珍在温州“有头有脸”,有近600个家庭把钱借给了她。

不过当严寒来临时,他们必须学会抗拒暴风雪的寒冷,学会在厚厚的雪堆下面寻找猎物,时常忍受饥饿的痛苦,随时担心自己冻饿而死。狼的生活可谓一半是海水,一半是火焰。

在温州,担保公司几乎是“老高”(温州人对放高利贷者的称呼)的同义词—原本只是作为信用服务中介的担保公司干脆自己从民间吸纳资金,做起放款业务,成了民间借贷市场上的主要玩家。

狗的生活恰恰相反,平时狗只能吃主人剩下的残羹冷炙,被主人吆喝着到处忙活,没有自由,没有尊严,只有摇尾乞怜,狗的生活是有保证的,虽然从来吃不到什么美味,但是冬天到来时也不担心挨饿受冻,有主人的屁护,狗们感恩戴德,发誓下一辈子依旧为主人效忠,即便主人肆意的打骂狗们,狗们也多半不敢吭一声,因为听话和驯服是狗们的标志。

大家议论究竟有多少熟人的钱放在钱月珍那里,猜测她现在在巴西、芬兰还是云南。期间,也有人抱怨银行对企业抽贷、停贷,导致危机爆发。

委曲求全是狗们的标签,为了稳定的饭碗,为了自己老时有一份固定的口粮,一切都认了!

这样的聚会叫做“团契”,也就是伙伴关系,源自《圣经》的“相交”一词,意思为相互交往、分享和建立关系,是指上帝与人之间、基督徒之间的亲密关系。

如果把现实生活中的人们进行比较,估计我们大多都是过着狗的生活,稳定安逸,但是永远吃不饱,想离开主人家的狗窝,但是缺乏破釜沉舟的勇气!

商人们开着宝马、奔驰、保时捷、路虎来参加团契,这在温州并不是一件新鲜事。浙江大学基督教与跨文化研究中心主任陈村富教授指出,自从上世纪80年代以来温州人大量经商之后,信仰基督教的商人成为了一个重要的群体。2003年,陈村富在温州市4个教堂进行调研时发现,从1980年代初到2000年初的这段时间里,这个群体的增长尤其迅速。

我感到现实中的年轻人的职业选择大多是做打工狗,而不是做创业狼。可能很多朋友会说,刚出校门的学生,哪里有资本和经验去创业呀?最好的选择就是去公司打工几年,储备点经验和资金,然后几年后有机会的话再自己创业。

对中国基督徒商人群体有过研究的美国普渡大学(Purdue University)宗教与中国社会中心学者Joy Tong Kooi Chin解释说:“我想商人成为基督徒的原因是因为他们中很多人很苦闷,很不快乐。”有管理学家认为,中国商人中绝大部分人的生存方式是完全单轨制的,永远围绕着“生意”或者“钱”这个主题来打转,也缺乏和外界的情感交流,这种生活极易导致精神高度紧张并随之感到空虚。由此,夹杂着成功学方法论的管理培训、各种特定人群组成的俱乐部乃至宗教信仰便“趁虚而入”。

其实这样的想法证明是很错误的,一个大学生单位工作几年后,不但赚不到创业所需要的钱,更是无法学到创业的经验与技能。

“我见过一个商人团契的口号就是做个快乐人,我问为什么,他们说我们什么都有了,就是没有快乐。”Joy Tong Kooi Chin说,“商人们在日常的讲道里也会提到抑郁症。”

打工生涯学到的东西对创业基本上是没有用的,因为两者的角度不同,思考方式不同,得到的经验体会也不同,只能这么说,打工几年后你唯一获得提高的是打工的技术技能,而创业最不需要的就是技术技能了。

在这个聚会里,气氛更是难称快乐。闲聊的话题从时局逐步过渡到信仰,最终上升到神学。人们讨论起马丁?路德在发起宗教改革运动之前思考的命题:人的罪怎样才能被赦免—这是典型的内心焦虑的人才会讨论的问题。

更可怕的是,打工几年后,年轻人普遍会丧失创业的激情,丧失初生牛犊不怕虎的勇气,越来越沉湎于单位之中难以自拔,后来创业的念头只能永远的留在心底,成为永久的遗憾。

焦虑总是源自恐惧。这是对未来的恐惧,谁也不知道这场危机有多严重,持续多久。人们都倾向于相信,到了年底,由于企业要还贷、续贷,还要结算工人工资,资金链将更为脆弱。如果有更多的人像钱月珍一样靠跑路躲债,将会引发更大规模的危机。

在一家大企业还好要是在一般企业等到年龄到了40多被老板辞退的时候,才后悔20年前为什么不出来自己创业呀,不要等到年龄大的时候再来后悔。

另一层恐惧来源于在这场危机中,人性中的贪婪与狡诈已无所遁形。此前,在中国,关于商人是否需要信仰的讨论得出的结论总是一边倒的。不管最终选择何种宗教信仰,人们相信人的人格因素中那些糟糕的东西,包括逐利、贪婪、虚伪和不守信等等都能依靠信仰的力量得以被抑制。尽管逐利是企业家的本性,但是赚钱的欲望能被信仰所制约。

那么做创业狼的要求究竟高不高?

“我们过去想的是生意成功,多挣钱,然后奉献一些给教会和社会,这样就安心了。”一位商人反省说,“但现在想想,我们也许在不知不觉中假借了上帝的名义在满足自己的贪欲。”

我的答案是:只要有做创业狼的理念,哪怕口袋里只有100元,照旧可以创业成功!

《圣经》将人间的财富形容为“无定钱财”,如水泼去。“人们如此喜爱房子,拥有大房子就仿佛进入了天堂。如今他们的天堂从每平米四万降到了每平米一万!”一位牧师对这场信贷危机后一些商人的境遇如此比喻说。

人家早一辈的温州人出来做生意口袋有几个钱?不是靠换鸡蛋换铁锅赚的第一笔钱嘛。你口袋里只有100元,至少可以在街边摆个地摊,冬天卖点袜子手套什么的,夏天卖点菠萝什么的,资金充足一点后可以搞个烧烤之类的,反正,钱再少,也能走上创业的道路,关键看你想不想做创业狼?

和这晚参加团契的商人们一样,逃跑的钱月珍也是一名基督徒。

打工人生与创业人生一定是不一样的。

第一块骨牌

时间长了,打工者的性格与创业者的性格会有越来越大的差别。

同为基督徒的黄伟建认为钱月珍和徐密的做法简直是在给基督徒的声誉抹黑。

我们扪心自问,打工时间长的朋友时不时觉得更加患得患失,害怕外面陌生的世界,害怕失业的危险,心灵变得越来越敏感和脆弱。

因为创办官方支持的温州民间资本投资中心,黄伟建这两年在温州商界名声鹊起—这个中心据称已经有180亿资金登记在册,希望能够寻找到合适的投资项目。目前,这个中心拿出了2亿元“临时周转资金”,帮助资金链紧张的企业。

心态不仅逐渐的疲惫和懒惰,整个人也没有了锐气和精神,只好安慰自己知足长乐,淡漠名利。

1972年出生的黄伟建自称上高二时就办了一家皮鞋厂,后来涉足过电子行业、海外贸易和金融投资。嗅觉灵敏的他曾经寻求来自政府的帮助,在一个有影响的企业主出逃前将其控制住。包括钱徐母女出逃事件在内,被卷去钱财的受害者中有不少人也是基督徒。

但是生活变得越来越平庸,家庭的经济负担越来越沉重,房子和孩子教育日渐成为自己脖子上的经济绳索,勒的越来越紧,透不过气来,只好调整自己的心态,让自己逐渐适应城市小爬虫的定位,自己本来就是庸人,庸人何必自扰之,发财是人家的事情,咱没有那命。

11月7日这一天上午,黄伟建坐在自己宽大的办公室里,接待一批又一批来访者。

最恐惧的第一件事情莫过于听到公司效益不好,要裁员的消息,最要紧的事情和领导搞好关系,坚持学习恭维逢迎拍马屁,入乡随俗嘛。

“你看到的这个人,”他指着一个男子的背影说,“他是走投无路来找我帮忙的。”第二天,据说这个男子因为被债主24小时跟踪,惊恐之下跑进了派出所求救,债主则在派出所门口守候。

思想麻木了,只好随大流,毕竟饭碗在领导或老板的手心里面,想让你滚蛋,就得滚蛋。

“派出所里面躲债和在外面逼债的人都是我的朋友。”黄说。谈话间一个电话打来,他接完以后说:“又有人跑路了,扔下了300名工人。”

最恐惧的第二件事情,是看到自己年龄的日渐增长,可是自己的工作技能却没有获得任何提高,虽然靠着资历老工资也越来越多,可是看着那些新进来的年轻大学生,生龙活虎的干活,却只要那么一点的工资,老板的敲打在耳边响起,看人家年轻人吃的少干的多,你们这些老革命越老越不行了。

中国人民银行温州中心支行2011年上半年进行的一次调查表明,温州民间借贷市场规模达到1100亿元,有89%的家庭或个人、有59.67%的企业参与其中。

难怪,打工生涯的结果是越老越贬值,尤其到了40-50年龄段,简直是事业最悲惨的阶段,时刻濒临深渊,如同趟地雷阵,动辄下岗失业。

温州人不愿意把闲钱留在手上,一直都有借贷投资生息的传统,而这一传统如果不加以控制和引导,最终往往造成资产泡沫。上个世纪80年代,当黄伟建 还是个孩子的时候,温州曾出现过炒卖五针松的场面,这种观赏型松树盆景最终成为温州民间资金的炒作热点。与之类似的是,北方一盆君子兰的价格从几十块钱飙升至十万元。黄伟建记得自己的邻居伺弄了一院的五针松,自夸其价值超过了自己家所在的整栋楼,最终泡沫破裂,血本无归。随后,温州在2001年进入房地产领域的资本就高达2000亿元,“温州炒房团”因此得名,这一投资如果遇到房价下跌,立刻就会变成“烫手山芋”。

有人说过去10年是蓝领工人下岗的高峰期,未来10-20年将是白领工人下岗的高峰期,你一位自己曾经读个大学就是精英了?

从2011年开始,国家的宽松货币政策终结,贷款紧缩,过度融资造成企业在续贷时面临资金链断裂的信贷危机。在黄伟建看来,这只不过是旧事重演而已,“只是这是几十年来最严重的一次”。

社会不断进步,你的知识结构,身体素质,职业理念早就不如人家刚毕业的大学生了。老板是现实的,肯定率先在遇到危机时裁掉那些40-50年龄段的白领工人。

不少温州商人私下说,引发危机的第一块骨牌是“拆违”。

所以说你现在有个稳定的工作,你觉得安全,其实等与在你身边按了颗定时炸弹,等到10多年后,它会爆zha,你那时失业的痛苦与代价恐怕要比现在残忍100倍。

在改革开放初期,温州民营企业大多数是家庭式作坊。后来由于土地稀缺,新厂房批不下来,只能搭建临时棚屋应付生产急需。“温州的活力在于变通。”黄伟建说。

那么创业人的性格特征是什么呢?

但温州市委书记陈德荣2010年8月上任后认为,违章建筑影响了温州的城市形象和发展,而要提高城市竞争力、实现升级就得拆掉违章建筑、增加绿化面积。据统计,温州现有违章建筑4000万平方米,相当于主城区鹿城区面积的1/7。为了保证拆迁能顺利推进,违规建筑的拆迁与企业用电、房屋产权登记等相结合,由城管、公安、银行等十多个部门联动。如不配合拆迁,企业或者个人会面临停水、停电、停贷的风险。

我有一个私人关系很好的亲戚,目前已经是亿万富翁了,他今年39岁。原来是退伍兵,后来专业进入一个国营单位一开始老是受气,个性强的他立即辞职选择下海闯荡。

“这就叫拆违。”黄伟建指着窗外住宅楼零落的楼顶说。这些楼顶原来都有居民自己搭建的蓝顶天棚,其中大部分都已被拆除。

十年后已经家产上亿,春节我们亲戚聚会时他告诉我:“XX,你是咱们家族中学历最高的,又在大学教书,告诉我年收入是多少”

规模浩大的拆违究竟是怎样变成压垮企业的最后一根稻草的?一家温州制鞋企业的商人说,自己原来1万平米的厂房中有7千平米违章建筑,在2009年因故被拆,如今需要支付8元/平方米的租金,而迁入工业区的企业支付的租金高达20元/平方米。温州产品一向以低价著称,而拆违使得生产成本急剧增加。

我老实的回答:“年收入不足5万元”。

更致命的是,企业想做房产贷款抵押,必须要有政府部门的无违章建筑证明,拆违使一些企业生产暂停,并在贷款到期以后因为没有抵押物或证照不合法,无法续贷。

他继续说:“我观察到一个现象,公司里为我打工的那些职员中学时代学习都比我好,所以学历最差的也是中专,我当年高中三年真是拼了老命,但是连了中专也考不上,只好去参军,所以一直对那些有学历的文化人很尊重,觉得他们智力高,工作能力强。可是现在我竟然是他们的老板,给他们提供饭碗,这个也出乎我的意料之外。”

信贷之城

这究竟是为什么?

温州的企业融资原本就有两条渠道:符合银行资质的,获得利率较低的贷款;因规模、企业资质等问题,不符合银行要求的,需要转向民间借贷市场。后者没有抵押、企业资质和贷款时限的限制,但却要付出高利率的代价。

他接着分析:“我认为一个人失业的成功取决于三商,即我们平时所讲的智商,情商和胆商,但是一个真正的人才,他的三商重要性应该这样排列:胆商第一,情商第二,智商第三,目前中国教育培养出来的所谓人才是很片面的,仅仅在智商上优人一等,可是情商与胆商根本没有包含在内。

这原本是两个相互独立的融资系统。但是精明的温州人一直使用“还后续贷”的资金腾挪方式,也就是银行贷款到期以后,利用民间借贷搭桥,在偿还贷款后数日,企业可以获得银行续贷,从银行拿到的新贷款用于偿还民间借贷。企业规模越大,就越需要资金周转。向银行还贷款时一下子拿不出来那么多钱,就需要借用几天高利贷来补缺。银行一般需要两周的工作日来做续贷工作,在这两周的空当里,温州人就去找被称作 “老高”的高利贷来填补。

我听完我亲戚的话,大吃一惊。他的话好像真的很有道理呀!

在崇尚熟人经济的温州,一开始,人们只愿意把钱借给讲诚信的熟人。但近几年,街坊邻里已经转变为个体、私营企业等多种借贷主体,一些人开始借助典当行、担保公司等各种合法形式调用资金;也有人以个人消费名义向银行借款,然后投向高利贷以获取利差。

我仔细思考了一下,现实好像确实是这样,胆子大的在生存竞争中往往比聪明的人有优势呀。

一位开担保公司的商人回忆说,从2006年开始,“老高多了起来”。中国政府从2008年开始实施的4万亿元经济刺激计划使得市场资金宽松,当时银行利率低,高利贷利率也不高,而且都是用于短期周转—周期短的话,对于“老高”来说,收益安全稳当。

而聪明的人往往胆子小,而胆子大的人往往不是太聪明。

但接下来的原材料价格、工人工资上涨和人民币升值,导致实业利润日渐微薄,很多商人开始转向对外投资,实业则成为他们的融资平台。黄伟建说,他的一个朋友的企业每年都亏损200万元,但一直坚持做下去,就是因为凭借实业每年可以从银行获得几亿元的贷款。

还有一个有趣的现象是,读书越多的人越聪明,可是书读的越多的人,往往胆子越小,做什么事情都喜欢三思而后行,凡而是那些读书少的人喜欢先行动后思考,但是这些行动力强的人往往率先成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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