庄锡年:一个大工人的家国情怀

在一个百无聊赖的政治课上看的,正好老师也讲到了苏联二战的勇敢。

庄锡年,香港华尔年有限公司董事总经理,香港校友会名誉会长。1952年-1956年就读于我校港口与航道工程专业。毕业后,曾在交通部水运规划设计院和浙江省交通厅工作。80年代初返回香港,创建华丰进出口公司,是一位跨越房产、建筑化工原料和港口船务等多个行业的企业家;是我校香港校友会创会会员,任第一届理事,第二届、第三届副会长,第四届、第五届会长,现为名誉会长。在香港校友会成立及发展的23年间,积极推动各项规章制度的确立和完善,落实校友通讯数据并建立联系渠道,组织多项老幼皆宜的校友活动,鼓励校友畅谈思想、互帮互助,被香港校友亲切地称呼为“庄大哥”,在香港校友会的发展壮大及其亲密、和谐、平等、自由氛围的形成中功不可没。此外,他还积极促进香港校友与母校联系,亲力亲为组织香港校友参加母校校庆60周年活动。2009年荣获我校建校60周年优秀校友工作者奖。

影片前期很多细节没有抓住就没怎么看懂,到最后故事的主人公们的结局让我稍微理清了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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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将军举起望远镜观察海面时,旁边的军官问:“将军看到了什么?”

母校:60年前的青春

“home”

1952年,新中国成立后的第三年,彼时中国的每座城市都洋溢着欣欣向荣的希望和百废待兴的活力,社会主义中国面向海内外所有华人发起号召:共同建设社会主义祖国。

当英国战斗机击沉了德军战斗机后,整个海滩被巨大的鼓掌声所淹没。

17岁的庄锡年从香港著名的爱国中学——香岛中学毕业,毅然决然地放弃优越的家庭条件,回到大陆读大学。出于对香港美丽港湾的热爱,庄锡年选择了大连工学院港口及航道工程专业。

在地球上,一个国家的人因为文化和语言的相近,所受到的一致的教育使我们在国际上呈现出同一种身份。

大学入学前的暑假,庄锡年从香港回到离开了6年的家乡——杭州,“那时候,我外婆还住在杭州。”庄锡年回忆道。随后,他从杭州辗转到上海,又从上海坐了七天七夜火车,穿越了大半个中国,来到大连。当他第一次见到大连火车站的时候,他被震撼了。“大连火车站太漂亮,太先进了!”采访中,庄锡年反复描述着当时大连火车站的二层楼设计和从一楼通往二楼的弧形车道,笑称“它可能是当时全国最先进的火车站了!”。

这种认同感在国外会更为强烈。比如出了学校会说校友,出了省会说老乡。

大学生活的头一个月,因为饮食和生活习惯的突然改变,让庄锡的日子过得略显艰难。学校食堂里的苞米发糕和带壳的高粱米成了他大学里的第一道“难题”。在南方吃惯了米饭的庄锡年,面对没有粘性的苞米发糕和粗糙发黑的高粱米难以下咽,不到一个月,他就瘦了五公斤。“咬不动,不消化,但也只能硬往肚子里咽。”现在回想起来,他仍是连连摇头,“实在是吃不来。”两名香港回来的同学因无法适应这里的饮食,不到三个月都回了香港。

这是一种家国情怀,无形中凝聚了一种力量。

除去饮食上的不习惯,庄锡年还为生活方式上的改变买了一笔不小的单。50年代的大工还没有冲水厕所,所有厕所都是蹲坑式的旱厕。入学不到一个月,庄锡年就将父亲送他的入学礼物——一块纯金的超薄自动手表不小心掉到了旱厕蹲坑里。“当时年纪小,不知道怎么办,也没敢声张。”庄锡年笑道,“后来再去厕所的时候,口袋里就什么都不敢装了。”

我想起了在去年寒假读完的《中国抗战画史》里面的淞沪会战的内容。

多年前的窘事,如今再谈起,已经悄然变成了记忆里的大工趣事。庄锡年坦言,当年身处窘境中的他也从没萌生过“逃回”香港的念头。

摘录如下:

谈及学习,庄锡年说:“我比较喜欢学习,特别是实用的专业知识,铁路道岔、材料水泥、钢材结构等。这些积累在我后来的工作中也都派上了用场。”1958年,庄锡年因交通部水运规划设计院机构解散而被下放到浙江省交通厅工作,凭借着扎实的基础知识,他一入职就得到青睐,承担了多个港口工程项目的设计工作,甚至参与了北仑港的选址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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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专业一共三个班,88个同学,同学间的感情非常好。”提起大学同学,庄锡年言语间是满满的珍视,梁永康、王恩磊、吴慧如、王泽民、王惠钰、罗建民等名字从他口中一一道出,全然不像提起半个世纪前的老同学,仿若亲近的家人一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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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友:半个世纪的亲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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