缅甸佤邦现状 缅甸佤邦军战斗力

原标题:汉斯·史坦穆勒:《佤邦:缅甸高地上的山寨中国》(2016)

缅甸佤邦军由来

佤邦:缅甸高地上的山寨中国

中缅边境 现在邦桑那边冷清多了,不像以前了,主要因为可能要打仗,而且中国人也过去得少了。”尽管缅甸掸邦第二特区(俗称佤邦”)方面早已把自己首府所在地改了个更为吉利的名字邦康”,但是长期生活在云南省勐连县边民仍然不太习惯。在大家印象里,这座与中国一河之隔的缅甸小城镇,以前是缅共中央所在地,后来是金三角毒品的重要输出地之一,目前为佤邦联合军的核心腹地。

Der Wa Staat: Chinas Bergfestung im Hochland Burma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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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汉斯·史坦穆勒(伦敦政经学院人类学系)

译者: 杨宇豪

原文:2016. ‘Der Wa Staat: Chinas Bergfestung im Hochland Burmas’, Merkur - Deutsche Zeitschrift für europäisches Denken 70: 807, 28-39.

谢谢作者和译者赐稿。

佤邦是缅甸东北部一个占有与昆明市相当面积、由地方武装「佤邦联合军」统治的地区。其官方地位是缅甸联邦中的一部,而实际上该地区却由一个独立的地方武装控制。对于佤邦境内发生的事情,缅政府与政府军几乎施加不了任何影响。在诸多方面,佤邦更接近与其接壤的中国。

中国的观察家有时将佤邦戏称为「山寨中国」。「山寨」是汉语里的新词,指品牌商品的廉价仿冒。这样的东西想来是贫穷落后的山里人制造的,给买不起正品的人使用。在中国沿海的省份就能见到类似山寨「耐克」运动鞋或者山寨「古奇」手提包这样的东西。通常这类商品会与真货略存不同而很容易分辨,例如仿制「iPhone」的手机「iStone」,于是模仿也可以理解为创造性的摹制[1]。

卡尔斯鲁尔的哲学家和媒体理论家韩禀卓(Byung-Chul Han)将这个词解释为一种超出西方「原创—仿制」对立之外的概念——它代表了中国的创造实践,在其中原创性难得起到什么作用。如此根本的不同会很快导致所谓「东方主义」的那种东西方对黑白对立的成见:这种成见往往鄙视复制,觉得「中国人就喜欢抄袭」。即使这种仿制可以被正面地重新解读,解读也是发生在东西方不平等的话语和关系中,于是这种解读也常常是情绪化的模糊表达。对仿冒商品如是,对佤邦亦复如是。

于是中国的博主和新闻记者将缅甸的一个叛军领地称为「山寨中国」的时候,他们首先想到的是人民共和国的一个廉价仿制品。而佤邦内的很多东西确实也就像它旁边巨大邻国的破旧的映像:虽然讲自己语言的佤族是佤邦的主要居民(佤语属南亚语系,同汉语截然不同),汉语官话还是这个区域的通用语和官方语言。

行政单位和官僚都有中文名称或头衔,直接从中国的相应机构中借来,比如书记、办公室、部长和委员会。基础设施包括电力、供水和道路等等基本是中国公司所建,通常它们还会从中国派来工头。手机网络是中国的国有企业建立运营的。流通的是人民币。中国公司还经营矿业、橡胶业、烟草种植、超市和旅馆。中国向统治这里的佤邦联合军提供经费和后勤支援。据说支援的物资中除了旧的制服也有武装直升机,即使——或者应该说因此——佤邦武装是缅甸所有少数民族叛军中最强大的一支。[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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号主按:《佤邦新闻联播》是佤邦最重要的新闻节目,它用普通话和简体中文播送新闻,节目形式和采播方式都很像大陆地区省市级电视台新闻的风格。例如,2018年2月6日的《佤邦新闻联播》中,主要新闻包括:「政府副主席肖明亮春节前慰问驻佤邦办事处机构代表」、「佤邦农林水利部与普洱市畜牧兽医局签署合作协议」、「建设部及联合军某旅共同开展「勐波-勐洋二级公路」建设情况视察活动」(资料来源:YouTube佤邦新闻联播)

因此这个“山寨中国”就不只是一个滑稽的中国仿制品,也是潜在的危险品。

佤邦军队的强大力量要归因于其地缘政治地位(即位于中国和缅甸影响区域中间的缓冲地带)、金三角的鸦片生产、以及多种军队和游击队之间的武装冲突。

佤邦军队的前身是缅甸共产党的游击部队,在六十年代和七十年代时学习了中国军人和志愿者传授的毛泽东军事理论。除了中国的援助,本地的鸦片种植是几十年间佤邦军队最主要的收入来源。然而近十年来,鸦片种植几乎完全被取缔,其中除了联合国和非政府组织的影响,中国长期以来对佤邦军队施加的压力也扮演了重要角色。

禁止毒品生产和流通是佤邦争取认可与合法性的中心手段,也是争取经济与军事援助的手段。为替代罂粟,佤邦在二十年来强力推广茶、烟草和橡胶一类的经济作物,并着力吸引投资,尤其是中国的。因此佤邦还在政治、军事和经济上依赖中国的支持。

缅甸的佤邦想要完全被视为中国现代化的副产品。并且毫无疑问,它确实在中国和缅甸都被认为是这样,即使是山寨版的中国。但中缅边境上的这片山区可以向我们展示更多这个地区多样的、另类的现代性。

西方经常用自己衡量中国。对中国,「西方」最不安的是中国并不抄袭西方的自由主义、民主、还有人权的概念。在愈二百年的接触里中国所模仿的西方现代化,也是其他社会学习的蓝本,尤其是第三世界。

对于中国的这个邻邦,「向中国学习」也总是意味着「与中国相处」。同受中国影响的其他边缘地区一样,佤邦的现代化与中国的平行发展,并且交织与其中。从「山寨中国」这个比喻出发,本文将深入分析几个这样平行与交织的案例。

佤邦想要做微缩版的中国,其实也就是中国的廉价仿品,可事实上这里的居民从来也不是就被动地接受中国的影响。作为一个相对自治的政权,佤邦创造性地借鉴了中国。从上世纪后半叶学习毛泽东的军事策略,到近二十年来模仿中国的威权资本主义,毛泽东思想和资本主义都在佤族地区找到了他们各自的土壤。两者都不只关乎相应的社会组织方式,自然更缘于同中国不可避免的紧密关系。因此,佤邦的情形就既是个案也是一种对照。即,从本土历史中的具体案例出发,将其置于另外的比较框架下重新审视。

第一种山寨:过去的自治

事实上一直到二十世纪中国南部与边缘的很多社区都有山寨。在中央政权不能及或者力量微弱的地方,这样的寨子有防御的功能。在很多地区这样的寨子保护居民免受邻近部族或者军阀势力的侵扰,同时也为叛乱武装或者起义军队提供庇护以及向周遭乡村或平原地区进攻的据点[3]。

阿佤山腹地的居民一直到二十世纪后半叶还生活在农村,这些村落有栅栏和沟渠环绕(Fiskesjö 2001)。几个部族生活在同一个寨子里,有时几个村子会环绕成一个大寨。在与邻近寨子频繁的武装冲突中这些寨子提供能保护,也是撤退的后方。到四五十年代国民党与共产党的军队来到这片区域,这些寨子便慢慢失去其战争功能。

一直到那时佤族都是一个「无国家」的社会。美国政治学家斯科特(Scott 2009)将南亚山区的这些社会描述为「逃避集团」,他们向高地撤退以躲避山谷里的国家势力。而实际上这个让人惊奇的是这个地区寨子和坝子(山谷和平原)的对立:国家或者王权将自己限制在谷区,其中农民灌溉稻田,世界性的宗教和他们神圣的经文广泛传播,稳定的交通网络使得官僚机制和税收得以运行。在山区则相反,少数民族生活在迁徙的部落里,刀耕火种,信万物有灵的宗教,并保持相对的自治与平等。

因此山区和谷地的关系就成为了研究这个东南亚社会人类学和历史学的一个中心话题,从阿萨姆邦的高地一直讨论到老挝和越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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佤邦势力范围(图片来源:Wikipedia)

但即便佤族明显是典型的山区居民,传统的佤族社会也不能被称为「逃离集团」。原因是佤族并没有躲避周围的国家,不是进山逃离国家的统治,相反他们时常扫荡旁边的掸邦,有时还会俘虏奴隶。以山寨为据点,他们还会对周围的村落实施报复。扫荡和报复也被用来猎头——敌人尸体的头骨是每年播种前祈年仪式所必须的。因此一直到1950年前后佤族仍是一个相对自治的社会,有时还会掠夺周边的社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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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世纪末,佤邦军队公开展示作为战利品的敌人头骨(图片来源:Getty Image)

佤族社会的自治反映也在每个人的独立上。

每个男人,也基本包括每个女人,都被当作是自力且自治的。这是一种平等的精神(Ethos),建立于一种荣誉准则和道德规范之上。(Fiskesjö 2010: 244)

氏族和村落间的斗争是为了复仇,其终极目的总是维护个人和地区的自治。山寨因此是复仇政治的单元,这样的组织最终确保了相对的政治平衡。[4]

在英国的殖民政权下佤族山区一直保持着自治。殖民官员确实进行过几次对佤族山区的考察(最早在1891年),但结论是没有必要与佤族为敌。他们被认为既没有威胁(因为他们只在自己的地区猎头),也没有被纳入殖民管控的价值(因为他们除了鸦片和牛角从没出口过什么,除了盐也不进口什么)。(Harvey 1933:32)

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佤族依然免于卷入战火。二战结束后不久,英国殖民政府即与一群年轻的缅甸知识分子展开了关于缅甸独立的谈判。1947年2月Aung San(Aung San Suu Kyi的父亲)等人向缅北的少数民族代表承诺了自决权,而佤族同其他几个民族则不在协商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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幼年的Aung San Suu Kyi(左)及其家人(图片来源:mtholyoke.edu)

因此另外召集使团(前方地区调查委员会,Frontier Areas Committee of Enquiry)与这些民族的代表交涉。四名佤族代表参与了与这个委员会的会面,却显然没有什么话好说。对委员会提出的问题,即佤族是否准备与掸族等其他民族结为联盟,一个佤族首领表示:佤族宁愿继续像从前一样生活,独立于其他人。

后来的缅甸总理钦纽也在委员会中。他问一名佤族代表是否不愿接受学校、衣物、好的食品、住宅还有医院。佤族首领坤赛(Hkun Sai)回答:

我们是很野性的人,我们并不在意这些东西。

委员会的结论是,没有必要再邀请佤族参加讨论,因为“他们中没有谁能为缅甸立宪做什么事。”出于同样的考虑,佤族山区应继续作为掸邦一部管治。

由于新独立的缅甸和掸邦都缺乏资源,这种管治开始只存在于纸上。然而边境委员会已经开始谋划现代军队对佤族山区的渗透并终结佤族的自治。但直到那时佤族村落和氏族还生活在相互间和相对于邻近民族(掸、拉祜、汉、缅)的自治。佤族想在同委员会的谈判中表现出离群索居的样子,但他们也是令人恐惧的猎头者。实际上,山寨间的复仇行动和对山谷的扫荡是佤族得以自治的必要条件。

第二种山寨:毛泽东思想

从五十年代开始这个地区节节推进的现代化军队标志着佤族旧有山寨和政治自治的终结。早在缅甸独立谈判期间,缅甸各地上至掸邦的山地就开始出现毛泽东式的游击队。殖民政府以及后来的缅政府以系统地训练农村军事组织的方式对抗他们。

在东北山区里的还有在内战中战败撤退到这里的中国国民党的军队。在中国,共产党的部队开始统一边境。1950年和1951年,共产党的部队来到佤族山区,建立军营,着手安抚阿佤山中国境内的部分。在佤族山区国境线长期是开放的,而共产党和国民党部队的军营常常就在互相可见的距离内对峙。中国和缅甸1960年完成了边界划定,这个边界一直保持至今。今日佤邦的大部分区域在1960年前都由中国共产党的军队占领,佤族的首领也与中国军人常有接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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佤邦的现代化军队(图片来源:The Firearm Blog)

很多如今在佤山缅甸一边的佤族首领仍然和共产党的军队保持联系。自1960年勘定边界后,中国的边防士兵便开始训练佤族人游击战术。共产党部队在本地佤族与敌对氏族、国民党部队及其盟友的战争中为期提供支持。在后来的六十年代,游击队在很多佤族聚居区内发展,其中多数受中国共产党的支持。

在佤山边缘的少数聚落也接受缅甸军队的支持,后者最终渗透进了佤族山区。1968年到1969年间由军人独裁者奈温将军领导的缅军将缅甸共产党的游击队赶进了这些山区。缅甸共产党很快与当地集团结为联盟,特别是与佤族游击队。同盟得到了中国的支持和督导,这时中国已经开始直接支持缅甸共产党。

之后的两年佤族游击队成为了缅甸共产党武装的重要部分,同缅甸军队及中国国民党残部战斗。处于军队的底层,他们经常与缅甸共产党上层的缅族精英有冲突。对于组织佤族人,弥合佤族士兵与缅族精英的分歧,毛泽东的方式非常高效。

在某些方面这种革命精英和下层士兵的对立正是毛派革命的核心问题——毛泽东的战争和组织思想的核心即是从其中发展而来。比如「群众路线」就是说每个党的干部都要站到群众的「路线」上,而且只有从那之中通过与群众不断的互动革命才得以继续。

中国共产党本身就是在长征和延安时期学到,要务实地避免与地方力量和「旧势力」(秘密社团、氏族组织、军阀等)发生冲突。这种实用主义在毛泽东的群众运动中起到了决定性的作用,而不能被看作是对革命理想的背叛。[6]在抽象的政治宣传之外,毛泽东的这些思想在军事组织和战争中化得以实现。因此毛泽东思想指导的战争对佤族山区现代国家的形成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

在佤族山区,1989年也是跨时代的一年。铁幕在欧洲垮掉的前几个月前,佤族军官发动对缅甸共产党领导的起义,并在之后不久建立了一支新的独立武装和政府。这次政变的基础在八十年代就已经显现。

毛泽东死后,中国高层对国外毛派游击队的支持迅速降温。在邓小平的领导下,中国与缅甸军政府的关系开始改善,而缅甸共产党至此只能自力维持。同时缅甸共产党中缅族精英与佤族下层士兵的矛盾加剧。缅族军官在指挥部发号施令的时候,佤族使命在同缅军进行残酷的战斗。对于党内的缅族领导,以及他们对群众的傲慢态度,佤族士兵的怨恨一直在加深。

矛盾的一个焦点就在于本地的罂粟种植。缅甸共产党多部长期依赖鸦片生产提供经济收入。中国的援助中断后,毒品贸易和毒品生产中课取的税收就成为缅军最主要的收入来源。缅族领导也尝试过以强硬手段规范毒品贸易,但这些手段更加剧了他们与非缅族的下层士兵的矛盾。

1989年3月,彭家声领导缅共中的汉族部队首先在邻近的果敢地区起义。缅共领导的佤族部队随即被派遣前去镇压。佤族部队抗命,相反却占领了缅共在邦桑的总部。他们烧毁了总部内所有的文件和情报,并将那些缅族的领导逐出缅中边境。同一天他们改名为「佤邦联合军」,鲍有祥被选为这支部队的司令,并任「佤邦联合党」总书记。

最初佤邦军政府的领导担心中国对他们政变可能做出的回应,而中国则这是接收了他们驱逐的前缅共干部——这些人中大多现在平静地生活在中国。基于佤邦官员(他们多数能讲流利的汉语)过去与中国的联系,佤邦同中国的关系很快正常化。

第三种山寨:威权资本主义

佤军从九十年代后期开始禁止罂粟种植。这一态度的转变,一个重要的原因还是与中国的关系——当时毒品生产在中国被当作是对边境安全的严重威胁。另一方面,「社会主义兄弟关系」终结后佤邦仍然依赖经济和军事上的合作,而禁毒则是为了佤邦在争取承认与合法性过程中的声誉,主要是中国的认可。

佤军司令鲍有祥公开表示,以人头担保,2005年前佤邦彻底停止鸦片种植。(人头担保也在影射佤族过去猎头的习俗)事实上佤军打击罂粟的行动也相当成功。佤军采取了一系列措施,包括强迫农民放弃采集罂粟种子,田里的罂粟往往一律割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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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部佤邦军队和他们的罂粟田(1992年,图片来源:Getty Image)

对农民来说,罂粟种植的结束带来了不少痛苦。虽然佤军帮助进行替代种植——包括橡胶、烟草和茶叶——一段时间内很多农民失去了主要经济来源。因为橡胶、烟草和茶叶要至少一年才能收割。替代种植通常以大规模计划,本地农民由之失去土地。要么土地交给制定这些计划的军队,要么地权被出让给投资者。

同时,军队又向(主要是中国的)投资者授予更多的矿产开采权。很多小型的山区矿场开始开采煤炭、矾土和锡矿。包括一个庞大的锡矿在内,还有几个大型矿场由佤军掌握。多数矿石被运往中国。根据最近的报道,佤邦的锡产量在几年内快速上升,以至对整个地区锡的价格都有影响。(Martov 20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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佤邦锡矿(图片来源:路透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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