理性看待西方物质文明影响

近代以来,西方对中国的影响,不单单体现在政治、军事、经济层面,恐怕更直接更广泛更深入的还是在思想、文化、科技、教育等方面,尤其是生活习俗,也就是同老百姓密切相关的衣食住行等事情上。不久前商务印书馆出版的《晚清以降:西力冲击下的社会变迁》,就阐述了晚清之后在西方物质文明冲击下,中国社会所发生的种种变化:一方面,传统农业社会封闭、单调、等级森严的局面虽然一定程度上被打破了,但传统势力依然强大;另一方面,西方物质文明的传入,一下子打乱了中国社会发展的固有周期,从而对传统的社会生活造成巨大冲击,引发了新旧冲突、城乡冲突、公私冲突、强弱冲突、华洋冲突等等,而这诸多冲突又常常交织在一起,呈现出错综复杂的局面,构成近代中国社会的纷纭万象。

虽然西方左翼学者对当代资本主义的分析深刻透彻、批判鞭辟入里,但他们为此开出的“药方”未必管用。寄希望于生态学或靠“生态灾难”来终结资本主义,显然没有抓住事物的本质,只能是不切实际的一厢情愿。

《晚清以降:西力冲击下的社会变迁》;苏生文;物质文明

民主;西方左翼;学者;西方国家;思想家;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金融危机;资本主义终;批判;灾难

近代以来,西方对中国的影响,不单单体现在政治、军事、经济层面,恐怕更直接更广泛更深入的还是在思想、文化、科技、教育等方面,尤其是生活习俗,也就是同老百姓密切相关的衣食住行等事情上。不久前商务印书馆出版的《晚清以降:西力冲击下的社会变迁》,就阐述了晚清之后在西方物质文明冲击下,中国社会所发生的种种变化:一方面,传统农业社会封闭、单调、等级森严的局面虽然一定程度上被打破了,但传统势力依然强大;另一方面,西方物质文明的传入,一下子打乱了中国社会发展的固有周期,从而对传统的社会生活造成巨大冲击,引发了新旧冲突、城乡冲突、公私冲突、强弱冲突、华洋冲突等等,而这诸多冲突又常常交织在一起,呈现出错综复杂的局面,构成近代中国社会的纷纭万象。

近来,法国经济学家托马斯·皮凯蒂撰著的《21世纪资本论》一书在全球热销,引发人们对国际金融危机以至当代资本主义的深刻反思。其实,不独皮凯蒂,一批西方左翼经济学家、思想家也在反思和批判当代资本主义,提出了与所谓“历史终结论”针锋相对的“资本主义终结论”。对于来自西方国家内部的“资本主义终结论”,网上网下的看法和观点形成了两极,莫衷一是。对此加以理性辨析,对于我们正确看待当代资本主义,坚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颇有裨益。总的来说,西方“资本主义终结论”的主要观点有道理、有启示,但其为当代资本主义开出的“药方”未必管用。

此书作者苏生文,从上世纪90年代读研伊始,就将研究领域锁定在中国近代史方面,之后工作,又根据所供职的博物馆的特点,选定“西方物质文明与近代中国社会”作为研究方向。20多年来,已发表论文40余篇,并有多种著作问世。

明确指出自由市场万能论和资本主义普世性是虚假的。当前,一些发展中国家还在照搬资本主义自由市场经济制度。在这种情况下,一些西方左翼思想家的提醒振聋发聩:资本主义国家推行的自由市场制度真的完全遵循市场经济规律吗?真的能为世界带来福音吗?美国社会学家伊曼纽尔·沃勒斯坦认为,当代资本主义的关键因素并非自由市场而是垄断;美国哲学家戴维·施韦卡特强调,当代资本主义经济体制下的“无效率”不可逆转;德国学者罗伯特·库尔茨更是将“自由市场的终曲”作为其专著《资本主义黑皮书》的副标题;等等。这些西方左翼思想家强调,以资本主义、个人主义为核心价值的新自由主义为世界带来的不是福音而是灾难。他们还以一些发展中国家经济的起落告诫人们,资本主义的本性决定了其绝不可能扶贫济困,不要将发展的希望寄托于西方资本主义国家;东南亚国家的迅速发展不是依靠西方资本主义致富的典范,更不具有普世意义。

面对晚清这个“3000余年一大变局”的历史阶段,作者谦称《晚清以降:西力冲击下的社会变迁》不过是其以前成果的自然延伸与扩展。此书由25篇文章组成,分五大部分:一、“在传统与现代之间”,阐述在现代化的进程中,“现代”是如何被“传统”束缚、又是如何冲破“传统”的;二、“走向世界与认识世界”,阐述随着国门被迫打开,国人是如何走向世界和认识世界的;三、“西力冲击下的社会变迁”,阐述在西力的冲击下,中国是如何被动地接受“西方文明”的;四、“文学视野中的现代文明”;五、“大变动时代的历史人物”,所涉及的人物有慈禧太后、咸丰皇帝、封疆大吏李鸿章、技术官员陈璧,以及掌握一技之长的普通人……无疑,第三部分是全书的核心,作者于此深长地总结道:

鲜明揭示资本主义民主制度的欺骗性与伪善性。施韦卡特指出,如果美国真的希望世界更加民主,就不会长期奉行反共高于民主的对外政策。在分析当前西方民主实践基础上,本·阿明一针见血地指出:“民主正被掏空一切实质内容,而落入市场的股掌之中”;西方国家积极推动社会主义国家和平演变,绝不是为了实现它们所宣扬的美好前景,而是为了把社会主义国家纳入资本主义体系,进而缓解其自身危机,进行新的资本扩张。这些观点和论述对当前某些奉西方民主为圭臬的人无异当头棒喝。

西方物质文明的引进虽然只不过是中国近代化进程中的一些枝节或侧面,远不比维新、革命、运动那样有深度,但其对社会造成的影响,是绝对不可小视的。对一般老百姓来说,如果在饮食、服饰或者风俗习惯方面只要稍微有一点变化,可能就是惊世骇俗的,动辄就会引起轩然大波……西方物质文明的传入,对推动中国近代化进程起了重要的作用。

突出强调替代性选择是可行的。20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苏东剧变让一些西方人士欣喜若狂,“历史终结论”甚嚣尘上。英国前首相撒切尔夫人甚至说:“(当今人类除了接受资本主义之外)别无选择!”在世界社会主义面临极端困难的情况下,德国著名哲学家、社会学家于尔根·哈贝马斯仍然相信:“西方社会所独有的难题,并没有随着柏林墙的倒塌而得到完全解决。”他认为当今人类除了资本主义之外还有其他选择,左派没有理由放弃社会主义目标,而应积极面对现实,确定观察和分析现实的角度,继续探索如何建设更好的社会主义。英国学者卡利尼科斯说,“另一个世界”之所以是可行的,就在于它能满足当今资本主义社会的维护者所声称的公正、效率、民主、可持续等要求。卡利尼科斯所说的“另一个世界”,就是指“社会主义民主社会”。

本书的特点之一,是在史料的选取上本着“史料的来源不拘一格,搜采要博,辨别要精,大要以‘无意于伪造史料’一语为标准”的思路,“有道理”地采用时人撰写的能反映一定历史真实的文学作品,探微抉隐,以期揭开被“大历史”掩盖的真实的历史细节。

西方左翼学者“看对了病却开错了方”。虽然西方左翼学者对当代资本主义的分析深刻透彻、批判鞭辟入里,但他们为此开出的“药方”未必管用。例如,德国学者萨拉·萨卡等人认为马克思主义的危机理论难以解释当代资本主义的矛盾,因而转向运用生态学分析资本主义危机;英国学者詹姆斯·富尔彻则干脆将资本主义终结的希望寄托于“生态灾难”。其实,肇始于2008年的国际金融危机表明,马克思主义危机理论并未过时,其基本思想和观点仍然是我们认识当代资本主义的科学理论依据。寄希望于生态学或靠“生态灾难”来终结资本主义,显然没有抓住事物的本质,只能是不切实际的一厢情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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