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活的艰难  让我们更加勇敢

原标题:1950年的中国:那么艰难,那么勇敢

2016.3.20

1950年的中国:那么艰难,那么勇敢
稿件来源:新华每日电讯 草地周刊

今日春分  

关山远

春天已经过去一半  

时至今日,很多人都无法理解1950年的中国:那个长期积贫积弱、正值百废待兴的中国,那么困难艰苦、压力巨大的中国,为什么却有勇气在朝鲜战场与一个超级大国硬撼?

但是这座城市里

雪还未化

1950年元旦,全国多个地方都举行了盛大的群众庆祝活动:北京中山公园、北海公园5万群众大联欢,当年报纸新闻说:“欢乐的锣鼓声、歌声和笑声把冻凝的空气消融为一片春意……”;重庆10万群众大游行,“观者如堵,途为之塞”……

花还未开

这是新中国成立后的第一个元旦。1949年9月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决定:中华人民共和国采用世界通用的公元纪年。时任中央人民政府副主席的宋庆龄,将1950年称作“第一年的新中国”。

今天步行穿过了大半个城市

这一年,年轻的共和国欣欣向荣:没收官僚资本,建立国营经济,困扰了中国12年的恶性通货膨胀得到了根本治理,通过了第一部《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公布施行《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改革法》,禁毒运动扎实推进,妓院一律被关闭……

看尽了各色光影

同时要看到,那时,中国国家与人民,都穷困不堪。《1981中国经济年鉴》上曾公布中国在1949年国民经济主要数据:1949年中国的总人口为54167万人,人口出生率为36‰,死亡率为20‰,平均寿命为35岁。工农业总产值为466亿元;国民收入为358亿元;社会商品零售总额为140.5亿元;原煤为0.32亿吨;发电量为43亿度;原油为12万吨;钢为15.8万吨;布为18.9亿米;糖为20万吨;粮食为11320万吨;棉花为44.5万吨;油料为256.4万吨;水产品为45万吨……折算下来,1949年,中国年人均工农业总产值只有86元;年人均国民收入只有69.29元。生活在1949年的中国人,每人每天只能得到0.572公斤粮食;0.013公斤(13克)油料;0.017公斤(17克)肉;0.0023公斤(2.3克)水产品……

想起了回忆里形形色色的他她它们

原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纪委书记吴官正在他的回忆录《闲来笔潭》中,写了1950年他在老家、江西余干所体验的贫困:

真好我还年轻在这冰冷岁月里

“母亲赶紧把我的湿衣服换了下来,都是打补丁的旧土布衣服。父亲煮了一锅菜粥,桌上放了一碗咸芥菜,也没放油。”

真好回忆还未结束我们还可以再继续努力

“窗外秋雨仍下个不停。秋风从船板做的墙壁缝中往里面灌,冷飕飕的。看到父母骨瘦如柴,岁月和苦难在脸上刻满了忧愁,我鼻子发酸,眼前一片漆黑。再看自己皮包骨头的手,像鸡爪子,皮肤像那两棵老樟树的皮。”

农村贫困,城市也好不到哪里去。《毛泽东年谱》记载:“上海失业工人大增,共有二十万人,并有增至二十五万人之势,此外,各地失业工人,南京五万,武昌十万,重庆六万,广州五万,京津共六万,全国失业工人约六十万,他们生活极为困难……”“我人民解放军对工人阶级兄弟的困难,应有同情并给予援助,为此我们提议,全军每人捐出一斤米,作为失业工人救济金。”

上海失业工人大增的原因,与国民党当时对上海的轰炸有关。进入1950年后,国民党在大陆的残余部队陆续被歼灭,海南岛也得到解放,但国民党利用海军和空军优势,对大陆沿海口岸实行军事封锁,还经常从台湾和舟山基地频繁派出轰炸机进行侵袭破坏,上海受损失最为惨重。1950年初,蒋介石集团召开草山高级军事会议,通过了对上海的发电厂、自来水厂、码头、仓库、船只、车站、铁路、桥梁等重要设施进行广泛轰炸的决定,企图使上海市民失去生存的基本物质生活条件。

仅在1950年1月份,上海就被轰炸过3次。但最严重的一次损失,是在2月6日。这一天,国民党在台北召开空军全军代表大会,将空军视为反败为胜的筹码。同时,国民党空军混合机群17架分4批起飞,中午到达上海市空,投下六七十枚重磅炸弹。此次突袭轰炸,共炸死市民542人,致伤836人,毁坏厂房、民房2500多间。

当时寓居上海的宋庆龄在给友人的信中写道:“受灾市民共达五万多人;水电交通设备受到了严重的损害。”“轰炸所带来的后果……造成大面积破坏,并给人民带来不可言状的苦难。”

土匪也极为猖獗,尤其以西南地区为甚。在广西象州,元旦过后第8天,以国民党国防部少将视察官兼粤桂纵队政治部主任郭宏炳直接指挥的“中国反共救国军粤桂边纵队”,拼凑了土匪1000余人,包围了当时象州中平区政府。得手后,匪徒得意忘形,在中平街搭台唱戏,并向群众派米派钱,赌博、酗酒、抽大烟、奸淫妇女,庆祝其“胜利”。

这一年的3月15日,邓小平、贺龙急电中央,专门汇报西南地区突发匪乱的严重局势,报告中写道:“近一个时期以来,西南川、康、云、贵各省,连续有土匪在各地发动大规模武装暴乱……包围、袭击我军队和地方各级政权,杀害我地方干部、工作人员、征粮工作队人员及解放军干部、战士,焚毁、抢劫仓库、监狱,阻塞车船交通,建立所谓"大陆游击区",企图达到长期与我相对抗之目的,气焰十分嚣张。”“邛崃城遭匪万人之围攻。壁山军分区一夜之间八个区政权遭匪袭击而全部丢失。平塘全县我地方工作人员被匪杀害达80余人。该县忠孝乡一保一次被匪劫去16岁至20岁妇女40名。次日,河扬乡往平塘赶场之妇女21人被围剥光衣服,7人被强奸,两名军属被强奸后又掳走……”

这份报告中还写道:“在这些土匪暴乱的许多地区,我县、区、乡各级政权已几乎全都被捣毁,征集军粮和调往重灾区之救济粮款,以及农村中的减租减息、建政、春耕春播等地方各项工作,一度已完全都处于瘫痪状态。……目前,成都、重庆等地之粮食供应一度也感到十分困难,以致物价猛涨。”

新中国的第一个元旦,毛泽东是在莫斯科度过的。《毛泽东年谱》记载道:这一天他发了两份电报,一份给彭德怀,嘱托解决新疆的粮食问题,另一封给胡乔木,让他用中共中央名义起草一个致各野战军的贺电。同一天,他还会见了两位苏联客人罗申与柯瓦廖夫。

毛泽东是在1949年12月16日抵达莫斯科的,这是他第一次出国。毛泽东首次苏联之行,已有众多史家论述。今天读起来,能够清晰看到当年中苏两个国家之间两个党之间的协作与博弈,苏联想延续在中国的巨大权益,而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新中国,一方面急需苏联的资金、技术与设备援助,但另一方面由于对上百年来帝国主义强加给中国的种种不平等条约的极端反感,竭力希望在平等的基础上争取援助。但当时中苏两国强弱悬殊,加上中国处于受援国地位的现实状况,很难争取到真正的平等。

两国两党之间的博弈,具体呈现于毛泽东与斯大林之间。基辛格在《论中国》一书中谈及这段历史时,称毛泽东和斯大林两人均为“顶尖的谋略家”:“这两个大谋略家在大谈两国友好和意识形态上的团结一致时,施展各种手段争夺上风(以及中国边疆的大片土地)。斯大林是老大哥,实力也一度较强;而毛泽东从地缘政治意义上说则更有自信。”经过紧张而又微妙的博弈,斯大林让步了,1950年2月14日,《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在莫斯科签订。

根据新订的条约和协定,苏联截止到1952年年末,将交还所有它通过《雅尔塔协定》和1945年《中苏友好同盟条约》在中国东北所取得的权益,并承诺在经济上和军事上对中国进行援助。历史学家杨奎松在《毛泽东与莫斯科的恩恩怨怨》一书中评价道:“那时候,所有曾经让斯大林感到满意、让中国人感到耻辱的不平等协定都将废除了。无论是大连、旅顺,还是中长铁路,都将回归中国,这在中国外交史上是一个前所未有的重大成就,其他问题无疑都是次要的了。”

确实,首次莫斯科之行,毛泽东虽然有遗憾,但更多的是收获。回国路上,他的心情比较愉悦了。英国学者菲力普·肖特在他所著的《毛泽东传》中评价说:“当毛踏上漫长铁轨上的归途时,他可以聊以自慰的是,他已经为中国在世界上的新地位奠定了一种坚实的基础。随着内战的行将结束,政府就可以腾出手来重整破碎的经济,从而迈出通向社会主义道路上最初的轻快脚步。”

是的,战争终于结束了,中国共产党人准备带领新中国投入经济建设了。1950年1月2日,苏联《真理报》发表了毛泽东对塔斯社记者的谈话,记者问:中国目前的情势如何?毛泽东回答说:“中国的军事正在顺利进行中。目前,中国共产党和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正在转入平和平的经济建设。”

这篇报道出炉的背景是:当时西方造谣,说访问莫斯科的毛泽东被斯大林软禁了。为打破谣言,由苏方代毛泽东起草了这篇谈话。毛泽东很认可,还特地致电在北京的刘少奇,请他转告时任新华社社长的陈克寒:“照塔斯社稿译发为要。”

在苏联期间,毛泽东给列宁墓献了花圈,看戏,参观了地铁站、工厂、农村和学校,苏联的工业,给毛泽东留下了深刻印象。《毛泽东年谱》记载:2月27日,他乘专列到达哈尔滨,稍作休息后,就与周恩来一起到哈尔滨车辆厂视察,在途中,问陪同的市长饶斌:广告牌上为什么都是外国字,过去的宣传画为什么还未涂掉?又说:我们应当学会管理城市和改造城市啊!他还说:“我们刚国刚建国,首要任务是肃清国民党残余,同时要集中精力恢复经济。还有很多工作,但这两项是重点。”

3月3日,毛泽东在沈阳召开了中共中央东北局高级干部会议,谈了签订《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的意义,还谈了自己在苏联的观感:“我们参观了苏联一些地方,使我特别感兴趣的是他们的建设历史,他们现在的工厂有很大规模,我们看到这些工厂,好像小孩子看到了大人一样,因为我们的工业水平很低。”但他同时表示,苏联很多大工厂,在十月革命时还很小或者没有,“我们现在可以从极小的修理汽车、修理飞机的工厂,发展到制造汽车、制造飞机的大工厂,其他方面,将来我们的发展也是很大的。现在没有的,将来我们可以制造出来。”

在沈阳,毛泽东发出了裁减军队、全力投入经济建设的信号:“我们还有很大的困难,在我们身上负担有几百万军队、几百万政府工作人员,我们把国民党的烂摊子收起来了,这么多人要吃饭,今年要提出把这个负担逐渐减轻,以使我们能够投资于经济建设。”

那时,大家都没想到,这一年,会爆发朝鲜战争。

对1950年的中国来说,朝鲜战争是一道分水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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