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青年报|范笑仙:谁的学校,谁的孩子

  似乎从来没有一个时代,家长对教育这么关注;从来没有一个时代,人们对教育公平这么关注。

“今天,我们的孩子是不是还在做奴隶?我们的教师是不是还在跪着教书?” 、台上,一位高中语文老师提出问题。台下,大学生、大学教师、中学教师在认真聆听。整间教室里没有一个空座,挨着墙壁的一圈人或站或坐,门口还不断有人挤入,在人群缝隙里探出半个身子。几个身穿高中校服的学生快速从后门跑到第一排,在座椅之间的走道上找好位置,挨个坐到地上。 这是复旦大学近日举办的一场讲座的盛况,讲座题目是严肃的:《人是怎么不见的——上海高中存在的若干问题及其解决途径》。讲座由高研院院长邓正来主持,复旦大学哲学系教授王德峰和中文系教授骆玉明参加点评。 演讲的主角黄玉峰则是复旦附中的语文特级教师。演讲开始前,他刚刚从邓正来手中接过了高研院兼职教授的聘书。 邓正来介绍,中国社会的深度研究中一直忽略了中小学教育,研究人员很少与学生、家长以及基础教育体制直接打交道。他说,“这很可能是高等院校,第一次邀请一位中学老师做兼职教授。” 教育的最终目的是让人快乐幸福,却给人带来痛苦 “现在几乎没有哪一个校长,没有哪一个教师说教育不要以人为本,也没有哪一个家长说不要把孩子培养成人。但实际上怎么样呢?”山西一所中学教师郝旭东被学生杀害;因为考分压力大孩子弑母……黄玉峰经常看到类似的事件:“造成这个结果的原因是多方面的,不能完全归咎于教育。然而教育的缺失肯定是原因之一。” 黄玉峰一直认为教育的最终目的是要让人自由地生长,让人性升华,让人快乐幸福。但许多事实反映出教育给人带来痛苦,他得出一个结论:“我们的教育出问题了!” 在他看来,有五条绳索捆绑在孩子身上,使“人”消失了。 “首先是教育成了功利主义的工具。”黄玉峰总结了功利主义的两个方面。过去是政治挂帅,强调教育要为无产阶级政治服务,教育与劳动生产相结合,着眼点在于人是机器,是螺丝钉,这是一种国家功利主义;后来是分数挂帅,一切看分数,在分数面前人人平等,人们成了分数的奴隶。“进入高校以后人们又成了考证书的奴隶,这是一种个人功利主义。” 黄玉峰提到6岁的窦蔻出书事件,当时许多媒体在宣传一个概念:“孩子要赢在起跑线上。”他写了一篇文章《起跑线上不要定输赢》来反驳,“在功利主义的驱动下,国家讲人要做螺丝钉,但人人又不愿意做小螺丝钉,所以竞争很激烈。”他分析,功利主义是从上到下的:“教师要服从校长,校长要服从教育局长,局长要服从顶头上司,一切政治的、经济的、名誉的、地位的这些功利主义加在我们的孩子身上,一天一天让他们痛苦起来,从小就有巨大的精神压力。每天很多孩子在厌学,甚至用伤害教师的方式来反抗。” 第二条绳索是专制主义。“功利主义通过应试教育实现,如今应试教育究竟怎么回事?”黄玉峰举了一个例子:考试中,学生富有灵气的回答因为不符合标准答案,“最好的能得及格分,稍差的统统不及格。”在他看来,这就是一种专制主义:“高考指挥棒训练人揣摩出题人的意图,长久训练以后,明知这样答不对,但学生仍要去迎合,这样人格分裂对学生危害很大。” 黄玉峰认为,专制主义的教育造成许多缺失,包括同情心、独立精神、自己的想法等等。“学生从小时候起就学得很苦,但到了高中以后还是‘空如洗’,所以复旦大学要搞通识教育。其实很多书都应该在初中、高中就看,应该做的都没做,学生们都被习题占有了。” 再一条是猖獗的训练主义。专制主义通过训练实现:“要很快达到目的,实际上搞的是教育大跃进。”黄玉峰看《学记》里讲“学不躐等”,意为教育不应该超越当时的阶段,但现在的教育是反其道而行之。 黄玉峰认为,高中最要紧的是建构学生的语文系统,包括汉语的认字、识字系统,汉语的听说读写系统和母语文化认识系统。“现在语文课教成外语课,外语课有语法,语文课也变成语法课。其实语法是外加上去的,它不是一种知识,而是一种意见。” 黄玉峰认为,最糟糕的是,人们常常把意见等同于知识,“考题出得再好,判断对错,也是一种个人的意见。知识像历史朝代,是不能动的。知识和能力有区别,但知识总是要掌握的。” 黄玉峰曾经教过苏步青的孙女,他还记得家访时苏步青的意见:“要宣传一下,小朋友一二年级的时候,数学不要学得这么深,玩玩就可以了。到了一定年纪,随便讲一讲就通了。这个时期为什么不让他们背点经典?”黄玉峰感叹:“训练主义害了很多人,使得我们没有思想,还谈什么创新能力、实践能力?” 最后两条绳索是盛行的科学主义和技术主义,两者是一个问题的两面,前者是理论层面,后者则是操作层面。“与其说教育是科学,还不如说是一门艺术。因为对象是人,每时每刻都在变化,而科学是验证的,某种条件不变的。”黄玉峰提到教师考评不合理的标准:上课时提了几个问题,师生互动怎么样,PPT用得怎么样等等,“完全是死的步骤,最好讲完后下课铃刚好响起。”还有的要求发表论文:“不管文章是豆腐块或者豆皮,只要发表了就行。”这样“科学”地考量后,教师评上级,报纸还要宣传,“这是把人看成了机器”。 黄玉峰对英国教育学家怀德海的话深有感触:“中学阶段应该伏案学习,大学再站起来,四面瞭望。”他很遗憾,“现在学生在大学里还不得不继续伏下去。” 以素质教育对应试则应试胜 以应试教育对应试则应试败面对基础教育的困境,很多人说没办法。多年的实践,黄玉峰探出了自己的一条路:“大环境不变,我们有小环境。教室门一关,我就可以说我要说的话,做我要做的事。” 语文课本发下来,“薄薄的”,于是黄玉峰就自己增加文本。有些课文,学生看看就懂,他就不讲,“有的读一遍,有的要一句一句讲”,把文本细分开来。另外,还抓学生的泛读和精读,班级出刊物进行交流。有机会就搞文化集训,每年总要有两次,持续天数不等:“听听学者们的声音,让大家震撼一下。” 黄玉峰带学生出去,“看到景点讲景点,看到匾额讲匾额,看到碑文讲碑文,看到碑上有错别字我们找出来。”到后来,不带标点的文言碑文,学生自己就能读下来。 “总之可以做点事情。”黄玉峰想,通过这样的一些教育,现状能够有所改变。他总结了两句话:以素质教育对应试,则应试胜;以应试教育对应试,则应试败。“水平真正提高了以后,学生对应试还是有一定优势的。” 这次高校自主招生,黄玉峰教的班上有十多个学生分别通过了复旦和交大的面试。加上一些学生出国,剩下的部分学生,黄玉峰认为他们“考一考是没有问题的”。 问题的实质是时间争夺战黄玉峰演讲完后,几位复旦大学的教授发表了自己的看法。 教育的弊端究竟是什么?人们常概括为应试教育。而王德峰认为:“应试教育并不可怕,问题是今天的应试教育占据、剥夺了中小学生绝大多数的时间。问题的实质是时间争夺战。” 王德峰假设了一种情形:学生用半天时间“就像在一个工厂里边,被无情地训练。这也是锻炼意志嘛,然后把另外半天还给他们”。这半天也许在弄堂里打架,在看文学作品,或者跟着黄玉峰讨论李白、杜甫,也可能做家务,去学工学农,“这就有健康成长的可能”。 “黄老师讲的五个主义中间,第一个功利主义是根源,其他四个主义是从这个根源中产生出来的桎梏。”王德峰认为,根本上解决中国教育制度困境的前提是成人社会的转变,“教育的制度安排和它的现状,是整个民族成人社会的一个缩影。”功利主义把基础教育变相地、隐形地产业化,导致学校之间类似于企业之间的竞争。“为什么上海高中的‘四大名校’在一个隐形的基础教育市场上地位牢固呢?因为家长需要,家长害怕自己的孩子没从‘四大名校’毕业。家长是个成人社会主体,成人社会是社会主体,教育的功利主义来自整个社会的功利主义。”王德峰略显激动地说。 骆玉明提到,有媒体邀他写一篇关于教育的文章,他回答:“教育这个东西,可谈的都没有意义,有意义的都不可谈。”这是因为“教育问题是一个整体的社会问题,包括社会结构、社会文化的问题”。他感觉到,“整个社会环境越来越紧张,人们的警惕心越来越强,似乎从老师身上谋取利益、获得机会的学生多了。” 邓正来则提出了教育制度的共谋结构问题:“我们今天的教育问题决不仅仅是教育的问题,但我们不知不觉地会说是教育的问题,像应试的问题、高考的问题等等。我们不要忘掉,作为学生,在这里面干了什么;作为家长,在这里面干了什么;作为教师,在里面干了什么;作为社会一员,我们干了什么。这实际上是一个共谋的结构。我们都在帮这个结构做一件事情,我们撇不清了。” 为什么撇不清?邓正来说:“因为有我们的利益在里面,有我们亲人的利益在里面,有其他人对我们的看法和我们对别人的看法在里面。这么深的一个共谋结构,是值得我们反思的。”另外还有一点要反思,“我们都深陷于这个共谋结构之中,究竟有多大的可能性去做出一点点的努力、一点点的改进?”

  近期,有关“微信群家校矛盾”的报道频频见于媒体。用“家校矛盾”搜索微信文章,达120篇之多,时间跨度从2014年5月至2018年10月21日;百度搜索“家校矛盾”,相关结果更是高达767万条。

哪些家校矛盾事件连续上热搜

  笔者梳理了近期刷屏朋友圈的家校新闻事件,焦点主要集中在以下六个方面:

  一、“作业”成为家校矛盾的焦点。

  家长深夜质问老师,“孩子还没睡你好意思睡吗?”数出1亿粒米、提交1万字观后感、整夜刷屏求帮孩子浇水等都是过量作业、奇葩作业导致问题的反映。家长没有批改作业,老师毫不客气地质问家长:“昨天晚上赚了几百万元?”“你这样将来孩子和你一样可悲!”

  北京师范大学《全国家庭教育状况调查报告(2018)》用大量实证研究的数据,展示了家校共育的真实状况:家校沟通与合作过多聚焦学习和成绩。四年级和八年级家长与班主任沟通最多的内容均为学习习惯和考试成绩,很少围绕孩子其他方面的发展相互沟通。

  二、微信家长群也有“小江湖”。

  网络流传的家长群日常对白如宫斗剧,要知其进退才能避免被围攻,还要小心翼翼把握与老师交流的分寸。有几种情况:

  一种是在群里,老师代表无上的权威,家长发言前需要字斟句酌,甚至“好言好语”“溜须拍马”,生怕说错一句话给老师留下不好的印象,进而影响到孩子在班里的处境。老师比较随意的一句话、一条分享,家长会排着长队齐刷刷地回应、点赞;老师布置了一项任务或是发布了一个总结,家长们也会不厌其烦“保持队形”,谄媚地发出雷同的回复。

  还有一种情况是,班级群变成了一本“意见簿”,家长可以随时随地对老师的教育教学提出“意见”或“建议”,甚至“指点”校方的各种工作。在文体活动中,如发现自己的孩子未能登台,有的家长就要求班主任给个说法;因为孩子古诗词成绩被发在家长群,就要求老师“登门道歉”,不然就扬言“到教育局去反映情况”;不少地方还出现过家长“逼迫”学校更换教师等争议。

  第三种情况是有家长敢怒不敢言,纠结郁闷。有的家长抱怨老师现在通过家长群每天给家长批改作业打分,这令家长十分焦虑,担心自己的表现拖孩子的后腿;有的家长反映班主任利用班级群,向家长布置任务,家长很难表达不同意见。

三、教师利用群主身份踢家长出群

  家长群里一言不合就可能被踢出去。宁波一小学家长反对乱收费被踢出班级群,事后该家长的孩子被老师“穿小鞋”。有网友评论,“将家长踢出班级群是一种‘暴力’。”家长群是工作群,被班级群踢出群,意味着被踢家长将失去通过班级群获取班级信息的机会。这是十分明显的班主任(群主)利用自己的权力对不配合家长的惩罚。

  四、教师不注重隐私保护。

  公布孩子的成绩和排名,截图孩子的日记,透露家长的经济状况,给家长批改作业情况打分等都属于透露隐私。“我看了昨天发群里的俞同学的关于壁虎的一段文章,其中有提到我家孩子‘残忍’地对待小壁虎,(老师没有核实)……,请问这样在群里发出来是否欠妥?”“你家经济条件这么好为什么不请个一对一的家教”等内容,都涉及了泄露隐私。

  五、家长学校双方各自展示权势的傲慢。

  女教师因罚站学生被带入派出所关押数小时,展示了握有公权力的部分家长的傲慢;某所知名小学的傲慢刺痛了家长心,家长们在帖子中议论,“这种名校一直就是带着浓浓的权力气味,透出的全是高高在上的冷漠和无可复加的傲慢。”

  六、家长们的其他戏份在群里时有上演。

  “家长群”的吐槽此起彼伏,有些是家长和老师之间的矛盾,也有家长们“戏精”之间的矛盾。炫富、炫技、吹牛、抖机灵、打口水仗、道德绑架、私聊公开、公开争论、公开献媚、想方设法溜须拍马表忠心等戏份时有上演。

家校之间“矛盾”究竟在哪儿

  苏霍姆林斯基说:教育的效果取决于学校和家庭教育的一致性,如果不一致,那么学校的教学和教育就会像纸做的房子一样倒塌下来。笔者认为,微信群里家校关系是现实中家校关系通过信息化手段放大化的结果,其原因必然是多方面的。

  一、家校矛盾有着深刻的社会原因。

  新生代80后家长养育着新世纪的宝宝。80后的新生代家长是高等教育扩招后成长起来的一代人,他们对孩子教育的重视程度提到了空前的高度,又有一套自己的教育理念和方法,而且他们希望参与,期待学校和老师按照自己的想法教学。家长群体的日益强势使得家长和老师势均力敌,较量便成了常态,于是纠纷频发,带来许多误会和矛盾。

  二、家校权责模糊,边界不清,出现责任转嫁、教育干涉现象。

  随着家校互相介入的程度也越来越深,家校合作便出现了模糊地带,责任转嫁、教育干涉现象屡见不鲜。

  有时候,家长埋怨老师管教得太严厉或者不够严厉;有时候,老师认为家长当“甩手掌柜”不管事;也有时候,家长吐槽一些老师给孩子留的作业成了家长作业。有家长感慨说,“自己成了兼职教师”,很多时候演变成“全家总动员”,孩子的作业真的变成了“家庭作业”。每天孩子的语、数、英各项作业都要家长签字,有时候还得进行批改,写上检查意见;至于布置家长和孩子一起做手工、一起制作小报、同读一本书、进行亲子诗文竞赛等,则是太正常了;隔三岔五地还要配合学校到班级里教孩子们包水饺、做寿司、摆果盘、剪窗花……很多家长感觉要是没有两把“刷子”,都让孩子在班级里抬不起头,甚至感觉枉为父母。这些都是教学责任的转嫁现象。

  微信就像一把双刃剑,虽然有利于家校便捷沟通,但也为教师快速转嫁教育教学任务和责任提供了技术上的可能。

  具体而言,学校的事务,应该分为教育事务和非教育事务,教育事务包括课程教学、学生作业布置、学生评价等,非教育事务则包括校园安全、食堂卫生、购买校服等。对于教育事务,应该由教师负责,根本不需要家长参与,家长过多地参与,将不利于教师的职业化和专业化发展;而对于非教育事务,则应该多由家长参与,比如,购买校服等事宜,就可以全部交给家长委员会负责。

  目前来看,家长过多地参与了作业的修改等教育事务,而较少参与非教育事务。

  三、家长的功利参与使得“剧场效应”显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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